马洛伊·山多尔：最后的贵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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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，

一生困顿颠沛，

流亡四十一年，客死异乡。

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，

一生笔耕不辍，著有五十六部作品，

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“科舒特奖”。

德国文学批评界说他与茨威格齐名，

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•曼，穆齐尔，卡夫卡并列。

因为他，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。

他，就是马洛伊·山多尔，

——最后的贵族。

马洛伊·山多尔（Márai Sándor，1900-1989），美籍匈牙利小说家、诗人和剧作家。1900年4月11日，马洛伊·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。1916年，马洛伊开始发表作品。1948年，离开匈牙利流亡意大利和美国。1957年，加入美国国籍。1989年2月21日，马洛伊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，用一枚子弹结束了生命。

由于他拒绝文学沦为统治者的驯化工具，他的作品在匈牙利被封禁40年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解禁。在我国大陆地区，直到2015年才陆续有简体译本，即译林出版社推出的6本马洛伊著作，即《烛烬》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《伪装成独白的爱情》《反叛者》《分手在布达》《草叶集》。一度被遮蔽的杰作一旦浮出水面，进入中国读者视野，立刻焕发钻石般的光彩。

今年，山多尔的《反叛者》一书也入围了“十大好书”复选书目50强。由此，《深港书评》专访了马洛伊作品的主要译者，“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代言人”余泽民先生，由他指路，让我们踏进马洛伊贵族文学的圣殿。

▲马洛伊·山多尔

余泽民：保持理想主义的马洛伊·山多尔

Q | 欧阳德彬       A | 余泽民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欧洲许多国家遭受了纳粹德国的统治。其后，“冷战”铁幕开启，很多东欧作家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，其中，马洛伊·山多尔的决绝姿态尤其让人肃然起敬，1947年，他已经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，为了追求艺术的自由，他决定离开匈牙利，至死没有回来。他在《土地、土地！》中写道：“我之所以必须离开，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，更有甚者的是，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。”马洛伊的文学创作不仅有开阔的精神视野，高超的文字技艺，还展示了难得的精神贵族品质。

1948年，马洛伊·山多尔拿着这本护照，与妻子罗拉离开匈牙利，永远地离开了这片土地。

民族精神的哺育者

Q：我去年阅读您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·伊姆莱的《船夫日记》，惊叹于他对现代社会新型奴役和人类族群精神异化的深刻洞察。伊姆莱常常在作品中提及马洛伊·山多尔，多次引用他的只言片语，并尊之为自己的精神导师。能谈谈这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精神传承关系吗？

A：在二十世纪的匈牙利文坛，马洛伊既是一位承上启下的文学家，也是一位绝世独立的观察者、思想者和流亡者。“一战”后，他就以游学的方式逃离国内革命的血腥，早在三十年代初期，他就和托马斯·曼一样看透了纳粹主义富于煽动和欺骗性的流氓喧嚣，第一个在国内报纸上撰文，呼吁同胞要提高警惕，因此他被民粹主义者视为激进的左派。

“二战”末期，他侥幸逃过了被送入集中营的厄运，但他位于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变成一片瓦砾；“二战”后，他拒绝担任匈牙利—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，拒绝在家乡被割让、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充当政治玩偶，从而又被左翼视为危险的右派。1949年，他放弃刚授予的院士头衔，出走瑞士，亡命天涯，直到去世。马洛伊用他近半个世纪的流亡，以保持思想的绝对自由。

伊姆莱则走了一条与马洛伊殊途同归的流亡路，他选择了精神上的流亡，拒绝被洗脑。用作家自己的玩笑话说，“他们没能成功地给我洗脑，或者说，他们可能忘记了我的大脑”。伊姆莱不仅在日记中多次引用马洛伊写在日记里的话，而且称后者为“民族精神的哺育者”，赞他是“最为优秀、最有价值的现代匈牙利作家”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假如你读马洛伊和凯尔泰斯的日记，两人在精神上的传承显而易见，从根本上讲，他俩都是历史的戳穿者和记忆者。

1943年，马洛伊当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后的发言。

Q：1988年，东欧局势改变，匈牙利官方邀请马洛伊落叶归根，但他拒绝了。您怎样看待他的抉择？

A：马洛伊是一个始终如一，不忘初衷的人，他的命运和选择与托马斯·曼很像。“二战”初期，托马斯·曼和爱因斯坦一起被剥夺国籍，流亡海外，战后有几家媒体联合推选他当第一任联邦总统，但他拒绝了，说德国人负有集体罪孽，“只要我状态还不错的话，我有一种贵族的天才来起到对外象征的作用。”马洛伊也是如此，虽然1988年他已经风烛残年，爱妻罗拉、养子亚诺士和弟弟盖佐都相继去世，但叶落归根的念头仍不能改变他流亡的初衷，他说，“只要我的家乡一天不自由，我就一天不会回去”。

遗憾的是，马洛伊没能等到祖国自由，他太老了，太孤独了，1989年2月他在圣地亚哥的家中饮弹自杀。同年秋天，匈牙利发生体制变革，从第二年开始，苏联开始从匈牙利撤军。马洛伊自由的梦实现了，作品开始在匈牙利出版，政府还追授他一枚科舒特奖章，这是该奖历史上第一次颁发给亡者，表示国家对一位作家的道歉和敬意。

1935年，马洛伊和托马斯·曼在布达城堡里见面。

Q：您在《烛烬》的后记里提到“马洛伊的抗拒性沉默以及他与主流文学保持的距离”，您拥有翻译家、作家的双重身份，觉得对于作家而言，怎样和主流文学保持适当的距离才算恰当？

A：主流文学，顾名思义，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能够占据主导地位、能受到权力的庇护和推崇、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学创作。在各个国家的各个时期，都会有各自的主流文学。但是我们也要清楚，主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一个时期会有一个时期的主流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回首二十世纪就可以看出，它与风云变幻的历史息息相关，更不要说文学流派了，十年前的主流十年后可能就变成了末流。

因此，作为一位有独立思想、人格和文学追求的作家，会在心里作自己的判断：做合唱者还是独唱者？从大众心理讲，从众可以让人以最简捷、安全的方式达到个体的存在感、实现感和安全感，只是这些感觉是脆弱的，合唱一旦终止，就会功能性失声。在大合唱的时代，独唱者容易被边缘化，但也恰恰是独唱的异质性，可以让个体在创作上保持清醒的认知、价值的判断，乃至艺术上的实验性，这样修炼出的音质，可能在大合唱后存留。

无论托马斯·曼、马洛伊和凯尔泰斯，他们都属于独唱者，托马斯·曼曾被主流排斥，甚至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，马洛伊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国被禁四十年，凯尔泰斯也在自己的国家被同胞们视为“犹太作家”而不是“匈牙利作家”，但也正因如此，与主流的距离保证了他们思想的清醒，他们的作品更属于文学，属于人类。

Q：这两年，译林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六本山多尔的著作，您觉得哪一本最能代表马洛伊的文学成就？

A：从文学上讲，是《烛烬》；从思想上讲，是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。

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开篇介绍的考绍市容

马洛伊在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中描写的中央广场，他少年时代在家里窗口前俯瞰的“大世界”

罕见的贵族文学样本

Q：您翻译的马洛伊的长篇小说《烛烬》，有一种铺面而来的贵族气息。这种特质的文学，在战后世界文学阵营里并不多见。有学者甚至说，这种文学在当代社会已经绝迹了。您怎么看？

A：可以这么说，《烛烬》我是朗读着翻译的，我是把它当成一部莎士比亚剧翻译的，大段的哈姆雷特式独白非常难译，但也非常过瘾，情到之处，我可以听到当年孙道临为劳伦斯·奥利弗配音时的音色、语调、节奏、痛苦与激情。从形式上讲，《烛烬》与其说是小说，不如说是戏剧，充满了舞台上暗涌的神秘张力。

梁文道在《一千零一夜》节目里不惜花两集讲《烛烬》：“我们始终是朋友，这个词的含义里充满了只有男人才会理解的责任。现在你应该了解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责任。我们曾是朋友，不是伙伴，不是同僚，不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。我们曾是朋友，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补偿友谊，即使自我蛀蚀的隐僻也无法带来这种无言、体贴的友谊带来的快乐。因为，假如我们不是朋友……”当他朗读这段话时，我像第一次听到似的被深深地打动。“

你说的“贵族气息”，这个词用得非常准确：真正的贵族，对社稷对家族对朋友是怀着绝不推卸的责任感的，他们视友谊如金子，视承诺如使命，视品德如生命。这种特质的文字，只有具有这种特质的人才能写出，而“一战”、“二战”、冷战，早已将古老的秩序打得粉碎，就连作家艾斯特哈兹的父亲、末代伯爵马伽什也为了现实生存而当了苟活的告密者……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日世界，这种文学更成了恐龙蛋，成了文学化石。当然，阅读《烛烬》，能够唤起部分读者对品质的向往，让他们感受到经典文学的力量。

书桌前的马洛伊

Q：可否谈谈您对马洛伊其他作品的了解？

A：马洛伊的好作品非常多，译林出的这几本基本都是代表作。去年出的三本书我就不重复了，今年跟读者见面的《反叛者》是我读过的他的第一本书，而且一读就喜欢上了，它既是成长小说，也是寓言小说。马洛伊写这书时30岁整，刚一出版就被翻译成了法语，大作家纪德读过，兴奋地写信给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年轻人，存在主义思想家马塞尔亲自撰写评论，将《反叛者》与同年出版的让·谷克多的《可怕的孩子们》并称为欧洲文坛的重大事件。

《草叶集》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散文集，1943年，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“这本书比我本人要更睿智、更勇敢、更富同情心。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。是的，是的，必须要活着，体验，为生命与死亡做准备。”要我说，这是一本理想主义者写给理想主义者的心灵鸡汤，马洛伊自己身体力行，真的成了一位这样完美的理想主义者。

另外，值得跟中国读者介绍的是，马洛伊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，出过几部诗集，在二十世纪的匈牙利诗坛占一席之地。如果你问一位匈牙利的知识分子，“马洛伊的哪本书最值得读？”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，《马洛伊日记》，因为他不仅记录了一位有良知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，更记录了欧洲真实的历史。不过《马洛伊日记》不是一部，已经出版的就有十几部。

Q：马洛伊作品的引进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

A：马洛伊的作品，不仅给我们带来开阔的精神视野，还向我们展示了贵族品质。一个人，一个有品质的人，不仅要盯着自己眼皮底下的锅碗瓢盆，还要为许下的诺言担责，为人类的未来担忧，为世界的堕落作证，最重要的是不随波逐流，不见利忘义，不背信弃义，不轻易妥协，不用世俗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得失与成败，就像《烛烬》里的老将军，用一生恪守他认准的道义。“那代人确实很棒，但是稍微有点孤独。”马洛伊在书里这样写道：

“

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，他们虽很高傲，但心存相信：相信正直，相信男性品德，相信沉默，相信孤独和诺言，还相信女人。他们失望的时候，便沉默不语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沉默，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义务和沉默，就像献身给誓言一样。”

因此，在故事中，即便昔日的密友背叛了友情，但老将军始终如一，恪守诺言，哪怕注定是面对悲剧。马洛伊自身就有这样的品质，不做机会主义者，不做背德主义者，不做务实主义者，而是保持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，独立独行，让我想到古代中国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士大夫精神。这都与自私、利己、短视的小农意识格格不入。

晚年马洛伊

好翻译必定自己也写作

Q：您的长篇小说《纸鱼缸》已于近期面世，请问您翻译的作品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？

A：好翻译必定自己也写作，我一直都说，阅读、翻译、写作是我的“三位一体”，这三个东西是相互推动的。我写这部《纸鱼缸》陆陆续续用了十年，从三页的日记到短篇、中篇和现在的长篇，像是自己生长出来的。在这十年里，我翻译凯尔泰斯、艾斯特哈兹、纳道什的作品，当然还有马洛伊的作品，他们对我自己的创作影响都非常大。前三位是我直接认识的人。马洛伊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，比如他对历史、品德和记忆的态度，比如他对文体的实验和对文字的雕琢。

当然，接受他们的影响并不是说对他们模仿，《纸鱼缸》是我的原创，从故事、结构到语言，但在精神性上能够找到他们所有人的影子。在去年马洛伊作品的发布会上我说，我通常只翻译活着的作家，因为有一个自私的目的，我可以通过翻译结识一位伟大的朋友，能与他们直接沟通，马洛伊是一个例外，但也不是，因为从精神上讲，他始终活着。

Q：马洛伊一生笔耕不辍，写了50多部作品，您有继续翻译他作品，介绍给国内读者的计划吗？

A：如果有机会和精力的话，我想为马洛伊做几件事：一是翻译他的另外两部自传体小说《我要沉默》和《土地，土地！》，二是翻译一两部《马洛伊日记》，三是补译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，原因是，1935年这部书刚出版后，马洛伊遇到了一场官司，一位少年时的神父以“毁誉罪”将他告上法庭，他的几位亲戚也为书里披露的一些细节表示不满，因此他被迫销毁了首印版。从1936年后，出版的都是删节版。我的遗憾是，我刚刚翻译完删节本后，匈牙利出版社推出了全本，我也想把它译全。

马洛伊·山多尔的遗书：亲爱的伊什特万和亲爱的伊莲：我心灰意懒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始终疲乏无力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很快就不得不进医院接受看护。这个我想尽量避免。谢谢你们的友谊。你们要好好照顾彼此。我怀着最好的祝愿想念你们。马洛伊·山多尔。

难以磨灭的阶层烙印

Q：《分手在布达》读来让人震撼，它明显穿越了日常生活的表层，抵达精神的纵深。妻子安娜选择吞服安眠药寻死，身为医生的丈夫尊重她的选择没有现场施救。他们的婚姻在精神世界有难以弥合的裂痕，马洛伊是不是在呈现爱情的绝望？就像他借助医生之口说出：“爱情不是田园牧歌”。

A：《分手在布达》被翻译到中国本身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探讨了婚姻的话题，并且结局的处理更加决绝，“爱情不是田园牧歌”，是基于他对大多数婚姻的深刻洞察。其实，马洛伊写婚姻，本质上是写阶层间无法弥合的差异，贵族不是通过两三代人就可以打造的，贵族品质也不可能两三代就被消灭，婚姻的每一方都带着自己与生俱来的阶层烙印，包括历史、品质、情感、气度和思维方式，这种差异是定时炸弹，注定将貌似美满的婚姻炸碎。

马洛伊与妻子罗拉在巴黎（1924）

Q：您能大致解读一下马洛伊的爱情观吗？

A：马洛伊写过不少关于婚姻的小说，而且婚姻的主角们大都是失败者。你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，马洛伊写的婚姻都是不同阶层的婚姻，旨在写不同阶层间的矛盾，以这种方式为逝去的世界唱挽歌。

在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里，马洛伊就清楚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婚姻的观点：

“

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。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。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，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，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在无聊、世俗的冰河上流浪，互相嫉恨，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，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、错乱的思维。当夫妻间的感情关系变得松懈之后，很快，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……”

不光在写婚姻的小说里，在《烛烬》中不也一样？两位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，也由于阶层的差异最终分道扬镳，即使再深厚的友情也无法焊合。

70年代的马洛伊和罗拉

实验性的文本结构

Q：《烛烬》的整体架构很值得回味，两个瘦削干枯阔别多年的老人促膝长谈，将军近乎独白的对往昔生活片段的回忆占了绝大篇幅，面对将军的追问，康拉德并没有明确回答，唯一可能揭开谜底的日记本也被将军投进火炉。这样，小说没有封闭自己，而是花朵一样绽开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A：邱华栋曾说，在他近三十年职业阅读生涯中，《烛烬》是他读到的最好的一部。作为作家、评论家兼资深读者，他说这话肯定是有道理的。

马洛伊出生于1900年，去世于1989年，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同龄，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作品，他文学成长的道路极其漫长，直到晚年也未辍笔。《烛烬》写于1942年，属于早年作品，但可以看出作家在文本实验上做出的努力，这部书将文学的古典性和现代性十分完美地结合到一起，莎士比亚的语言，现代性的结构，同时充满了犀利的洞察、智睿的思想、文学的唯美和结构的张力，即使过了半个世纪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过时，甚至仍带着先锋的气息。

大多数的多产作家，容易为了产量而重复自己，马洛伊不然，他喜欢原创，而且不断地原创，尤其在他的青年时代。就拿他在十年内写《反叛者》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《烛烬》和《真爱》四本书看，每部书都是文体的实验，读者们可以通过阅读自己比较。你提到的开放性，《真爱》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四十年后，马洛伊对这本小说进行了续写，《真爱》的结构是一对离婚夫妇的自白，《尤迪特……和尾声》延续了前一部的结构，用另外两个人的自白补述四十年前讲述的故事。后来，这两本合成一本书出版，翻译成中文，就是译林去年推出的《伪装成独白的爱情》，如此开放、续写的小说，恐怕在文学史上也难找出第二。

Q：《分手在布达》与《烛烬》在整体架构上都是一个男人去拜访另一个男人，两人促膝长谈，事件与分析共舞，过去与现在交织，呈现出对友情、爱情、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追问与探求。这种架构是马洛伊大部分长篇小说的特点吗？

A：当时我在给译林社推荐马洛伊的作品时，并没有推荐《分手在布达》这本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这本书的结构与《烛烬》很相像，怕给对马洛伊全貌了解不多的读者留下重复感，刚才我已经说了，马洛伊的写作主题虽然经常是重复的，但他在文学结构上始终尝试，求新，没有一定之规，更不能说这种构架是马洛伊大部分长篇的特点。

马洛伊·山多尔作品

马洛伊一生都没有放下笔，总共写了50多部作品。从1990年开始，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，留下的遗稿也陆续面世，新出版了至少有20多部著作，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-1989年的《日记》全本、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全本和《我要沉默》、《解放》，还有与友人的书信集和早年创作的小说集。

2015年，译林出版社陆续推出6本简体马洛伊著作译本，即《烛烬》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《伪装成独白的爱情》《反叛者》《分手在布达》《草叶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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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余泽民 

1964年生于北京，作家、翻译家，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，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，1991年赴匈牙利定居至今，翻译了匈牙利代表作家凯尔泰斯、马洛伊·山多尔等的多部作品。译作有《命运无常》《另一个人》《船夫日记》《烛烬》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等，著有《匈牙利舞曲》《狭窄的天光》《纸鱼缸》。

记者 | 欧阳德彬

封面绘图 | 勾特

编辑 | 罗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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